写给父亲 杨葵:我不想过父亲那样的人生

军事新闻 2019-10-07184未知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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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式父子,就像贾平凹曾说过的那样, “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,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。”但这句话却不适合作家杨葵和他的父亲杨犁(中国现代文学馆首任馆长)这对文人父子。

  杨葵曾在他的文章《父亲》开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:“随着年龄增长,越来越清晰感觉到遗传不可抗拒,越来越明确在自己身上窥见父亲的影子。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,突然觉得似曾相识,仔细想想,父亲曾经有过。这感觉让我无奈,因为父亲的一生,不是我想过的一生。”

  他为什么写下这段“叛逆”的文字,在6月16日 “写给父亲——听见美·父亲节朗诵分享会”上,杨葵首次敞开心扉,解读了他心目中的父子关系。

  杨葵:主持人的问题是跟父亲谁帅,我们家大家都能看到我长这样,我们家肯定是我父亲要比我帅得多的多的多。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帅哥,而且不带感情因素,我得承认他是帅的。而且确实有很多旁证,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作家协会工作,据我一些叔叔伯伯们回忆,在5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苏联的女作家到中国来访问,他们主要的一个项目是要看看这个帅哥,可以想见是很帅。而且他差点就走上了演艺道路,被星探抓过很多回,好在因为他生活比较困苦,到处颠沛流离没有走上这条路。但他跟濮老师还是有一些共同的,我父亲是西南联大剧社的骨干,后来抗战结束联大就回迁,他又做了北大的剧社的第一任成员。他在年轻的时候演过不少话剧,到年老的时候我看到他联大的同学们、北大的同学们一直在管他叫二傻子,就是因为他在吴祖光话剧《风雪夜归人》里面演了只有一句台词的二傻子。乃至于在八宝山为我父亲送行,那天瓢泼大雨,他老伙伴来喊他也是二傻子,所以可见戏剧跟他也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也是比较帅,这是用了一些旁证。

  杨葵:父子之间关系挺复杂的,开始认为他聪明,后来觉得是笨,后来又觉得聪明。实际上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,实际上是你自己思想更成熟,父子之间有对抗尤其是男性在十七八岁是特别叛逆的。我之前叛逆就是跟父亲没法来往,经常离家出走,上学整个一学期不着家。但是你慢慢其实又能够接近父亲。可是我想说你那种叛逆还是在,我跟我父亲,就是我不想过他那样的人生。你这个已经是更高的平面上体会这种叛逆,那种叛逆是不同的时代情况下所发明的叛逆,已经超过了普通父子的叛逆。所以父子之间有意思就是在这,它里面的张力特别足,父亲又是最亲近的人,有血缘关系的亲近,但是你又很叛逆,从情感上的叛逆、具体事情上的叛逆,上升到更高的叛逆。尽管如此叛逆到最后,就是说的你对他的这种追随。不管什么原因,但是你实际上在追随你的父亲,你会认清楚更有价值的是什么东西?小聪明是没有用的,可能那种笨傻,濮老师说的认准一件东西做下去这种才是大智慧,聪明和大智慧是不一样的。

  在回忆父亲晚年总结个人时,杨葵谈到父亲并没有提及“若干个带引号的丰功伟绩”,只写了“看稿子、编稿子、改错别字、画板式,到去印厂……”这些非常琐碎的事情。父亲对“编辑”这一“为他人做嫁衣”身份的看重影响着杨葵的人生观,让其在“子承父业”的同时甘愿做好“人肉梯子”,在新一代的作家中挖掘伟大的作品。

  “我父亲去世得比较早,71岁就过世了。在他过世之前我有一次看他在填表,现在想来其实那个已经是在盖棺论定,填的其中有一项就是你一生有什么样的业绩,他写的是:我就是看稿子、编稿子、改错别字、画板式,去到印厂……写得非常琐碎的这些事情。而在我看来意义重大的诸如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类,全都一笔带过,他实际上最看重的是他编稿子、画板式这些事情。我觉得他到那个年纪,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是他做编辑的这一个身份。我们做编辑的有一个的词叫‘为他人做嫁衣’,我们把自己摆在幕后,为‘他人做嫁衣’,我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自己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,我有一个词叫‘六八一代’,我是60年代出生在80年代逐渐建立自己的三观的这么一代人。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跟濮老师他们都没法比,因为他们经历比我们要丰富多得多,他们人生落差比我们多的多,所以他们注定这一代人有成就事业的可能性,但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做一个‘人肉梯子’。‘人肉梯子’恰恰与为人做嫁衣相似,我甘愿做这个梯子你踩着我上去,所以我一直对80后、90后,乃至于00后抱有很大的期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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